1931年10月，红三军团(彭德怀的部队)驻扎在禾丰。
于都县的砂星区(现沙心乡)、祁禄山镇、禾丰镇一带，是当年保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的主要区域。禾丰镇每家每户至少收养了一至两名伤病员，最多的一户收养了七名。开国元老陆定一就把女儿拉在了上堡库心村。
    1934年10月16日，左翼前卫红一军团(林彪的部队)于10月16日从段屋、宽田地区出发，17日晨到达贡江北岸古龙嘴(现龙石嘴)至花桥河段规定的渡河点附近宿营，17日晚至18日晨全军团渡过于都河，经磊石、禾丰、仁风、乱石，20日到达安远固营、双芜地域。
  1935年1月下旬，阮啸仙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人领导的赣南省机关部队，被迫退至于都禾丰地区。
   1935年2月10日，项英、陈毅、贺昌率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分局、中共办事处、中央军区机关直属队，离开雩都县黄龙的井塘村，经会昌白鹅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。从此,中共瑞西特委同中央分局,中央政府办事处联系中断.
1935年2月中、下旬　陈毅亲自在禾丰、上坪山区安排疏散最后的2000余名伤员到群众家养伤。
1935年2月21日，项英致电朱德,张闻天,报告中央苏区情况.电称:现赣南仅剩禾丰,黎村两个全区,福建地域现已很狭小,敌人正在"清剿".已派陈潭秋,汪金祥,毛泽覃,李才莲,王孚善等分赴各地加强领导.并说:我们一二日后要行动,以后联络甚困难.
1935年2月23日，项英在离禾丰圩不远的一个大屋里，召开了各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动员大会。
根据中共中央2月13日电报指示，中央分局在于都以南的禾丰地区召开紧急会议(禾丰会议)，项英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电的精神，并告诉大家：“我们要分散突围，以后要单独作战，不能靠上面指挥，因为条件困难了。要保存有生力量，不能硬打硬拼。中央分局还在这里，不过作战要靠你们。决定将1万余人分成9路向闽赣、闽西、东江、赣南、湘南、湘赣等地突围。项英、陈毅、贺昌率领分局、办事处人员和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编成4个大队向福建省长汀地区突围，准备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。”
1935年2月28日，项英、陈毅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电报，表示坚决拥护。项英、陈毅、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，共编为4个大队，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。
数日后，突围开始，贺昌与项英、陈毅暂留苏区，掩护其他部队转移。陈毅、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。当时，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、上坪山区，陈毅负责疏散安置。红军主力撤离后，留下的重伤员有6000多人分散在七八个医院中，这些医院大都驻在山区的民房、祠堂里，陈毅先已坐着担架到各处和负责同志们一起安排处理，陆续动员疏散了4000多人。这次，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，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，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，带回家去，做儿子也好，做女婿也好，伤好了，多一个劳动力，也多一个报仇人。就这样，在苏区军民深厚的感情基础上，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。3月9日下午1时，贺昌与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把队伍集合在上坪村，项英决定向中央发个电报，得到批准后再走。可是，直到3时，电台还联系不上。这时四面是敌，到处枪声，情况危急。贺昌决定带两个大队先走，抢在天黑前渡过梅村江(今濂江)，冲出包围圈。可是他们渡过了濂江不久就遭敌伏击，部队被打散，10日凌晨，贺昌收拢部队，行至会昌归庄，又被预伏的敌军包围，又一次被打散。贺昌身负重伤，高呼“红军万岁!”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。
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项英、陈毅，终于和党中央联系上了。他们把突围的部署作了报告。下午5时，收到了中央的回电。可惜，由于中央改用了他们所没有的另一套密码，电文无法翻译。回电内容无法知晓。项英只得命令埋掉电台，烧毁密码。此后便和中央失去联系。
他们突围刚起步就遇上倾盆大雨，天黑路滑，项英近视，陈毅腿伤，好容易下了山，立即和敌人遭遇，部队被打散，陈毅和项英也失散了。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才又会合，部队还剩200多人。他们东奔西走，和敌人周旋;到晚上又遇敌人，突围不出，只得退回上坪。
敌人却把一个叛徒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满山遍地散发，分别悬赏5万银元活捉项英、陈毅。为了减轻部队负担，项英、陈毅决定部队由大队长带领去赣粤边。他们自己带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。他们穿行在深山密林正需要熟悉道路地形的可靠群众带路的时候，忽遇头带破钢盔、面黄肌瘦的赤脚“叫花子”曾纪才。由曾纪才带着上了大余油山。
红军走后， 禾丰地区被当地人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。华品懋后来任江西保安纵队司令保七团一营长。在1941年3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上高会战，生死不明。
    于都县黎村区上坪村被称为是“中央苏区最后的一个红色乡村”。这个村地处于都与会昌的交界处，座落在一个长约十里的大山坑中，这里四面高山环抱，南面沿祁山、禄山山脉，可以连接到安远、信丰，远近一、二百里都是深山密林。该村老同志李生和等追忆了当时的情况：
     “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机关部队在上坪的几天中，主要是隐蔽器械物资。一些多余的或损坏的枪枝，全部埋掉了。一些迫击炮因缺炮弹，也埋藏起来了。无线电报机和发电机，则拆散埋藏，有的则扔到河中深水潭中。一些机关工作人员，则将多余的用品处理掉，其中一部分送给当地的群众。三月上旬，这些工作基本结束了。红军部队和各机关人员便离开上坪，顺山坑往南突围转移。……红军从上坪突围的第二天，国民党中央军就侵占了上坪。”
突围前夕，项英、瞿秋白等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。
袁血卒这样回忆：“分局紧急会议后，在分局机关驻地，由工农剧社举行了一次会演。会演是在晚上，在一个山沟里搭了戏台，点的松柴照明。分局和办事处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。演出的节目中，有《牺牲》、《王大嫂》等。”
1962年，当年参加过这次“告别”式的文艺会演的原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、战号剧团领队赵品三，来到于都县黄麟井塘村。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这次会演。他说这一天，火星、红旗、战号三个剧团举行文艺会演，附近群众送来了门板、桌椅，搭了一个有顶棚的舞台。夜幕降临，松明子点起来了，明亮的煤汽灯悬挂在舞台两旁。山风习习，细雨蒙蒙，四面八方的群众冒雨赶来看戏。三个剧团在热烈、悲壮的气氛中表演了很多节目，有话剧《牺牲》、《女英雄》、《李保莲》、《非人生活》、《我们的队伍来了》、《游击》、《堡垒中的士兵》、《追击》、《你教我打枪》、《摸哨》、《抢粮》、《埋伏》、《地雷》、《菜刀下的营长》、《收租粮》、《不要脸》;有舞剧《搜山》、《突火阵》、《缴枪》、《冲锋》等;有大鼓词《王大嫂》，还有小提琴独奏、口琴独奏和乐器合奏等。这次会演持续了几个小时，观众的情绪非常激动、高涨。夜色渐深，雨也越下越大，但大家都舍不得离开，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，演出结束后很多人都抱在一起哭了。
这是项英、陈毅、瞿秋白等在中央苏区最后一个红色乡村组织的最后一次会演。当时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，所以演的看的都很投入，都很珍惜。
会演结束后，中央分局召开了突围动员大会。项英、陈毅、贺龙等根据中央指示，将留守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，分路突围。演员们把服装道具都送给了当地群众，也按照中央分局的部署分散突围。从此，他们就与房子告别，在山村中过上了流浪生活。